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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9)其二，这是对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的深刻把握。

⑩总结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制发展与变革的历史不难看出，在清末新政修律模式、辛亥革命政治与法治模式、北洋军阀政治法制模式和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法制模式的架构下，是绝不可能建构自主型的法治发展模式的，因而也绝不可能出现法治变革及其现代化的奇迹。(43)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作出了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战略安排，这就是：到2035年，用3个五年规划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因此，要着眼于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战略方向，深刻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对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确立鲜明的问题导向，聚焦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建设中的空白处和薄弱点，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72)同前注(63)，习近平书，第46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三)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如何对待本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这是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世界法治现代化进程 中国法治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它避开残酷的刑罚，更强调金钱补偿而非刑事惩罚，这使得它有别于同一时代的其他法典。

而失物的主人则说他可以请来证明该物是他所有的证人。如秦律、九章律、魏新律、泰始律以及梁律、北魏律、北齐律、北周律、开皇律、永徽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等。仅以所有人失去所有物的处理而言，汉穆拉比法典就用了5个条文，将当时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尽可能地作出了规定，层层推进，十分周密：(1)如果一个人丢了东西，在另一个人手里找到。第十表为宗教法，但实际上并无宗教事务，仅仅是处理丧事的一些规定。

到优士丁尼法典编纂，其主要内容是法学阶梯和学说汇纂。第三篇职制，言职司法制。

①笔者不是这些部门法的专家，对其并无深入研究，无法就此发表看法。第六，考虑到上述法律与社会之间永不停止的互动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无限繁复，仅靠一部法典，即使它再完备、再系统、体量再大，也无法穷尽种种社会关系。而这一认识，也是古代世界人类三大法律文明法典化留给我们的历史遗产之一。(30)何勤华、王伟臣、魏琼、王思杰、王帅：《法律文明的起源》，何勤华主编：《法律文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39页。

前者规定社会关系的基本领域、主要方面、根本事项，而后者则紧跟形势，拾遗补缺，随机应变，满足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多元化。(87)之后，许多西方法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①代表性的作品，参见张明楷：《刑法修正案与刑法法典化》，载《政法论坛》2021年第4期。(74)对此，笔者完全赞成，并进一步认为，法律汇编，是单行法律数量的结合，是一口袋的马铃薯。

参见同前注(52)，严存生文。而学说汇纂是学者著述的摘编汇录，和我们一般意义上法典也有区别(唐律疏议虽然也是一部律学著作，但它是依据500余条唐律条文排列、解说、注疏的)。

(59)当然，称呼不一样，其内涵是相同的，都是经过整理、编订而形成的系统化法律文件。在法律制度方面，唐律疏议创造了一整套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刑事法律制度，如故意和过失、共同犯罪、数罪并罚、累犯加重、自首减免等。

(66)同前注(64)，封丽霞书，第25页。(65) 而从人类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感知来说，需要将社会上的法律关系，用一种规范(规则)的方式，予以概括、表述、公示、实施(执行)时，体系化的、成文的、将所有需要调整处理的事项排列组合在一起(集大成式)的法典，肯定比那些排列无序的、碎片化而分散的、不连贯甚至互相有矛盾的判例法要更加适合、符合本性。废除了德拉古法，只保留了关于杀人罪方面的规定，但同时禁止对他人包括奴隶在内的暴力伤害。(24)再如，法典第17条、第128条、第129条、第137条、第159条、第165条、第170条、第172条等，规定了拾得物必须归还主人但必须给予奖励、婚姻契约、允许离婚、当事人自治、遗嘱继承、嫡庶子女平分遗产、寡妇再婚等原则和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陆青：《论中国民法中的解法典化现象》，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6期。(14)同前注(12)，法学教材编辑部、《外国法制史》编写组书，第3页。

(44)一方面，十二表法虽然条文不是很多，但涉及调整的社会关系比较广泛。它不只是法律、法规量的增加，而是对法律、法规进行重新组织以后的质的飞跃。

(3)如果失物的主人没有能提供证人，那么他就是个骗子，他说了谎，将被处死。再法典化和传统的法典化的最大区别是突出法典的开放性，除强调法典的核心地位之外，重视其他法律渊源，如判例、习惯、学理、道德和宗教(当然还包括单行法、特殊法)的作用。

法典追求的法的安定性只存在于一个以静态和均质为特征的社会中。在古希腊进入文明、建立国家、颁布成文法典的过程中，地处欧洲地中海中部的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开始崛起。

第十二篇断狱，以实囚情。(37)具体而言，在第一篇总则名例之后，依次展开分则的各项规定，如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诈伪。(60)参见陈盛清主编：《外国法制史》(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61)参见同前注(43)，周枂书，第931页。陈伟：《秦汉简牍所见的律典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60)罗马共和国制定的十二表法也是刻写在十二块木板(传统说法是铜板)上。(66)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法典和法典化的优点在于，经过法典的编纂过程，以及法典颁布、解释(注释)和实施，可以将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各种因素(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为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乃至法治社会服务，这是完全符合公开、平等、公正、透明、阳光和民主之现代法治文明的根本宗旨的。

五是加快法律包括法典的废、改、立、释的步伐，使法典尽可能地适应社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⑧现残存的9个楔形文字泥板断片，除序言、结语之外，正文部分是1952年摘译的俄译本，从第8条至第38条。

第26—41条为国家治理的范畴，涉及与部分人耕种王室土地而服兵役、劳役有关的制度规定，为国家财源、兵源的根本问题。法典和法典化这一进步模式，不仅成为以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罗马等古代法律文明世界的共同追求和实践，成为古代印度教、古代犹太教、古代基督教以及中世纪伊斯兰教等宗教世界法律文明的共同选择。

(71) 第四，法典是一个具有内在本质联系的整体。这些刑法制度是唐代立法者对自秦汉以来刑法制度的运作实践经验总结、提炼和概括定格下来的，经历了1400多年岁月的流变，愈益显示出了巨大的参考价值。公元前621年，执政官德拉古进一步对现行习惯法加以整理汇编，编纂了雅典第一部成文法德拉古法，对公民权取得的条件、贵族会议官吏的选拔、议事会的选举等作出了规定。但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始终未能发现成文法典。

参见朱明哲：《法典化模式选择的法理辨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22)而在结尾部分，汉穆拉比进一步宣称自己对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强调他是能干的王高贵的王，神把统治人民的权力交给了他，他不敢疏忽怠惰，因而他为人民解决了困难，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公平和正义，带来了安全和幸福。

(45)[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73)参见同前注(34)，王利明文。

实际上，在西方世界，法典化一词的发明者，并不是成文法律、法典和法典化传统深厚的法、德等大陆法系的国家，而是不成文法系(判例法系)的发源地国家英国的法学家杰里米·边沁。(45)另一方面，十二表法也具备了体系性的特征。